拔出萝卜带出“黎”！

各位道友好，我是仕道君。

今岁今宵尽，明年明日催；寒随一夜去，春逐五更来。

明天就是除夕了，也就是一年一度送旧迎新、除旧布新的日子。仕道君在此提前祝您：

阖府安康，事事遂心，笑迎春风，龙行大运，新年更上一层楼！

众所周知，中国人有“杀猪过年”的习惯。

实际上，杀年猪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传统年俗。平时杀猪家里人一时半会吃不完，一般都是卖了换钱花。唯独过年是个例外，进了腊月，大部分人家都要杀猪，为过年包饺子、做菜准备肉料，民间谓之“杀年猪”。

东北童谣中说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进了腊月就杀猪”，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月就是年”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盼望杀年猪吃年猪肉的心情。

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加上农村地区家家养猪的盛况不再，“杀年猪”习俗已渐趋凋零消失。

取而代之的，则是近年来盛行的“打虎过年”现象。

春节来临之际，各地都会召开警示教育大会，让被抓的“老虎”“苍蝇”公开亮相，集中展示他们的恶行丑闻。

而且，打虎拍蝇的节奏、速度明显加快，该撤的撤，该抓的抓，该判的判，以加大震慑效应，营造“廉洁过年”的氛围。

在这样的大气候下，2月7日，也就是农历二十八，“80后”女干部、贵州黔西南州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姜黎黎被正式逮捕。

姜黎黎（资料图）

中国有一句俗语：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。比喻事情办得不干净不利索，使得其他的人或事受到牵连，也比喻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，表明了世间事物具有的一般关联性，也表示事物出现的连锁反应。

总书记曾经指出：“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。”

实际上，姜黎黎落马被查，也是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的结果，堪称“拔出萝卜带出‘黎’”！

在当下官场，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现象频频发生。

有时是“小萝卜”带出“大泥块”，一个官职较低的人物落马后，为了立功、自救，咬出身后的大人物。

中纪委调查高官，经常从秘书查起，无论是河北第一秘”李真，还是“上海第一秘”秦裕，都是先于其服务的领导落马，并成为领导被查的导火索。

“打虎先拔牙”，已成为高官落马的前兆。也就是说，先拔出“小萝卜”，再带出“大泥块”。

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“大萝卜”带出“小泥块”。

一个职务较高的官员落马后，供出了和其共同犯罪的下属、秘书、司机等。

去年5月6日落马的黔西南州委办公室副主任姜黎黎，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姜黎黎出生于1980年12月，2003年3月参加工作，曾任黔西南州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、法规科科长，2022年1月任黔西南州委办公室副主任。

而8天前的4月28日，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，黔西南州委常委、州委秘书长张玉龙被查。

试想想，如果没有顶头上司张秘书长的鼎力“培养”，姜黎黎这位“80后”女官员能爬上州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宝座吗？

讽刺的是，2020年三八妇女节期间，姜黎黎还荣获贵州省“最美巾帼奋斗者”称号。

三年前的最美奋斗者，却沦落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被审查调查对象，到底是时间改变了姜黎黎，还是姜黎黎辜负了时间？

实际上，张玉龙也是被“大泥块”带出的“小萝卜”。

2021年12月，时任黔西南州财政局局长的张玉龙，当选黔西南州委常委，后兼任州委秘书长，服务的市委书记是刘文新。

刘文新自2017年8月起任黔西南州委书记，2022年4月调任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，2022年10月26日落马。

今年1月18日晚，由贵州省纪委监委与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《决不姑息——贵州正风肃纪反腐》第一集《净化政治生态》播出，刘文新出境忏悔。

专题片透露，刘文新案是迄今为止，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。

刘文新被指丧失理想信念，弃守职责使命，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、自行其是、阳奉阴违、擅权妄为，搞“七个有之”，沦为政治生态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。

刘文新极为霸道张狂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当市长眼里没有书记，当书记眼里面没有州长。民主集中制在自己手里面变成了指挥长制，根本不讲民主集中制，讲都是形式上的。”

刘文新被指丧失理想信念，弃守职责使命，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、自行其是、阳奉阴违、擅权妄为，搞“七个有之”，沦为政治生态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。毫无纪法底线，大搞权钱交易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

同时，刘文新道德败坏，生活极其腐化堕落，大搞权色、钱色交易，长期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，嫖娼、赌博，玩物丧志、痴迷刀具。

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的刘文新，不知交易对象中有没有其美女下属姜黎黎？

毕竟他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，在姜黎黎的升迁过程中更有话语权和决定权，更有权色交易的资本。

所以，刘文新十有八九也是一只爱吃窝边草的官场”流氓兔“。

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，腐败犯罪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即：腐败主体日益组织化，跨单位、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区域的利益输送成为腐败的新形式，串案窝案频发。

在一些地方、一些部门或一些特殊领域，腐败官员往往“倒下一个牵出一串”，就像山体、建筑等突然出现整体坍塌陷落的塌方事故一样，足见当前我国腐败从涉案机构、人员、领域、范围等方面早已突破“集体腐败”这一概念。

山西窝案、中石油窝案、茂名窝案、衡阳窝案等等无不触目惊心。

即以茂名窝案为例，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、县处级干部218人；茂名市所辖6个县（区）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，波及党政部门105个，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。当地官场几近全面塌陷，涉案人员职位之高、数量之多、性质之严重，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串案窝案频发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依然严峻复杂的体现，也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表现。

在当下中国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，尤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逐步完善，单一个体和单位实现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，尤其是个体性腐败几乎不可能，腐败分子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限制，必须从个体走向群体、从分散走向联合，依靠“集体行动”来实现。

在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，既有核心成员，也有外围力量；既有主角，也有配角；既有幕后指挥，也有一线先锋；既有主动加入者，也被动裹挟者。

为了利益最大化和安全保障，这样的腐败共同体中大都有扩张冲动，让“腐败产业链”越延越长，让“腐败关系网”越来越大。

但这样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案犯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，每个案犯的存在都与其他案犯的存在互为条件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。

腐败“小圈子”中只要有一个“萝卜”出事，就会将其他的“萝卜”“泥块”纷纷带出。而且，随着“腐败共同体”的扩大，出事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，直至达到100%的概率。

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腐败分子们互为萝卜又互为泥土，具有互为依存的社会关联性。因此，一个人落马带出“窝案”“串案”等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的社会现象，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。

为官从政者，最明智的选择还是：坚守廉洁，拒绝腐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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